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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刘主任为今日话题撰文:张扣扣案二审:准许精神病鉴定又能怎样?(2019-4-11)

[ 时间:2019-04-15 16:43:29 | 浏览:122次 | 作者:]

今日话题|张扣扣故意杀人案二审:准许精神病鉴定又能怎样?

 今日话题   2019-04-11

再多一条死刑犯必须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既体现司法文明,也完全有其必要,毕竟人命关天,多花些成本也是值得的,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成本并不高,也就多支出几千元的费用,多付出一个月至迟不超过两个月的时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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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刘昌松 律师                             

今天上午,陕西高院在汉中中院对张扣扣故意杀人一审被判死刑案,进行二审开庭审理。除了审判结果,人们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是,张扣扣是否有精神障碍,是否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因为这将决定张扣扣的生死。不过,在庭前会议上庭前会议上辩护律师对张扣扣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邀请精神病专家出庭作证的请求均被驳回。

本文试图回答四个问题:本案中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为何那么重要,法庭不准许该项鉴定申请的理由是否充分,法庭准许该项鉴定申请将出现什么后果,如何避免将来类似尴尬情形再次发生。                           

本案中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为何那么重要   

我们来看看一审判处张扣扣死刑的裁判理由就知道了。

 一审判决认为,“张扣扣蓄谋报复杀人,选择除夕之日,当众行凶,先后切割、捅刺被害人王正军、王校军和王自新的颈部、胸腹部、背部等要害部位共计数十刀,连杀三人,还烧毁王校军家用车辆,其犯罪动机卑劣,杀人犯意坚决,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本案虽然事出有因,张扣扣系初犯且有自首情节,但是依法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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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审判决用了“两特”、“两极”来表述犯罪情节,都是要判被告人死刑的典型用语。自首是法定从宽情节,但只是“可以(而非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罪行太严重不予从轻没有问题;“初犯”、“事出有因”(应该是指12岁即目睹母亲被害且观看母亲被解剖,害母的王家人又仅判处7年还只服刑4年且无经济赔偿)只是酌定从宽情节,就更可以不作从宽考虑了。
可见,张扣扣再让人同情,欲留下其人头,必须有更过硬的法定从宽情节才行。于是,张扣扣的辩护人在一审中发表了一份极有温度的辩护词,从而引起无数关注和对张扣扣极大同情,在此基础上又申请法院对张扣扣进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后者才是真正的救命稻草。可惜一审法院没有准许,但为二审提供了一定基础。
 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在本案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也就是说,被告人所实施行为若完全是患病所致,那得通过看病来解决,刑事惩罚是没有意义的,新刑诉法为此还专门增加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一节;若犯罪行为部分可归责于患病,也可大大降压其主观恶性,不必惩罚过重。
二审开庭前,张扣扣的家属曾委托了3名权威精神病法医鉴定专家,后者审查相关材料后出具了《法医精神病学书证审查意见书》,认为张扣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作案时有急性应激障碍,控制能力减弱,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这意味着只要司法鉴定张扣扣作案时真的患有三专家所提出的“急性应激障碍,控制能力减弱,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张扣扣的人头应该可以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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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张扣扣争取到司法精神病学鉴定,还会是二审乃至将来死刑复核进行辩护的核心和焦点,哪怕鉴定不一定得到所要的结果,也值得一搏。
法庭不准许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申请的理由是否充分
辩护人根据张扣扣12岁即目睹母亲被害致死和现场观看母亲被解剖的经历,以及作案前和作案后一系列不同于常人的怪异表现,提出进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申请,是履行律师法规定的“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辩护职责,正当合法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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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审时,据庭前会议报告介绍,这一请求被合议庭驳回。二审前,辩护人邓学平律师表示,对张扣扣进行精神障碍鉴定的再次申请也已经被驳回,申请3名专家出庭也同样被法院正式驳回。
两级法院两次驳回辩护律师的鉴定申请,理由类似,采纳了控方提出的“被告人张扣扣属于有预谋杀人犯罪,作案前、作案中及作案后思维清晰,精神状况正常,其对自己的行为有辨认和控制能力”。
但这里有个问题。控方的理由只说明张扣扣有“辩认能力”,而不能说明其也有“控制能力”。三名权威精神病法医鉴定专家认为张扣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正是以作案时“控制能力”减弱,作出“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判断的,控方理据不足。
换一句话说,法院驳回的理由并不充分。
法庭准许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申请会出现什么后果   
刑诉法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值得注意的是,前引法条中可以被指派或聘请进行鉴定者也使用“有专门知识的人”一词,当然应作限定解释,只指有鉴定资质的专门知识人。而本案中作出书证审查意见的三名精神病法医鉴定专家,恰恰都是有鉴定资质的专门知识人。
也就是说,该三人若被司法机关聘请,他们的身份就是鉴定人,作出的专业意见就是鉴定意见,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现他们被辩方委托出具书面审查意见或出庭作出专业说明,其身份就只是“有专门知识的人”,其意见只能引起张扣扣作案时有精神病的合理怀疑,从而为启动司法鉴定提供依据,而不能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
换句话说,本案中三名有专门知识的人的书面审查意见,与鉴定意见只差一个法院的委托手续,也是专家对案件中专门问题的专业判断,有相当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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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一般的医师哪怕是主任医师,若不是精神科的医师,也无权对人作出精神病诊断的,更无权出具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意见。现在三名精神病法医鉴定专家作出了张扣扣作案时患有精神病的意见,比我们未受过精神科专业训练的人包括法官、检察官要权威得多,至少说明张扣扣作案时存在精神严重障碍的可能性。
当然,三专家仅仅根据案卷材料和有关情况介绍,没有对张扣扣进行检查测试,即作出张扣扣作案时有精神障碍的意见,或许不太严谨,结论也不一定正确,但足以引起合理怀疑。法律赋予法院审理案件一系列手段,包括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有权委托鉴定等,目的就是有助其全面查明事实,以作出公正的裁判,法院绝不能害怕查明事实,像刑事责任能力有无及大小之情节,是涉及罪与非罪、罪重与罪轻的重大问题,绝不能带着疑问结束庭审。
陕西高院如果准许了对张扣扣进行精神病鉴定的申请,结果又会如何呢?鉴定意见无非两种结果:张扣扣作案时有精神障碍,或者无精神障碍。
如果鉴定出张扣扣作案时为“尚未完全丧失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说明他的人性没那么恶,有相当程度是疾病使然,连杀三人是疾病让他收不住手,不判其死刑人们也能理解,甚至包括被害人家属。这样既体现了刑诉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又还了被告人和被害人以公道,还体现了国家“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提高了司法公信力,有什么害处呢?
如果鉴定其作案时无精神病,二审维持一审的死刑判决,让张扣扣死也死个明白,公众和张扣扣都在个案中感受到国家法律的公平正义,也是价值无量的。
如何避免将来类似情形再次发生
对于一些关注度极高的敏感案件,例如本案乃三条人命,司法人员害怕鉴定引起节外生枝,或受害者家属不满,而不敢准许精神鉴定申请。这种担心可以理解,但如果对张扣扣的辩护律师提出确有理由的司法鉴定请求也置之不理,对司法公信力难道不是严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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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化解司法人员的担忧,避免以后这类尴尬重演?我的建议是,通过立法规定,所有的死刑案件都必须进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可能是一条简便易行的措施。
我国出台了不少贯彻“少杀”的措施,例如规定有未成年犯、孕妇不适用死刑、75岁以上老人一般不适用死刑,可能判处死刑的由中级以上法院审理,死刑均需报最高法院核准,可杀可不杀的可适用死缓、贪污贿赂犯以终身监禁代替死刑,1997年刑法规定了68种罪有死刑,经过两次大修,现减到46种罪保留死刑等等,这些都是“少杀”政策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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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多一条死刑犯必须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既体现司法文明,也完全有其必要,毕竟人命关天,多花些成本也是值得的,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成本并不高,也就多支出几千元的费用,多付出一个月至迟不超过两个月的时间成本。
 “慎杀”就是凡是适用死刑的案件都应当特别谨慎,因为生命权最可贵,人死不能复生,绝不能错杀;能不适用死刑的从宽情节应尽量找出,避免将不该杀掉的人杀掉。
张扣扣案的社会关注度极高,正因如此,二审不应审得过于匆忙,否则会给人以走完程序过场的感觉,至少对司法精神病鉴定问题需给予应有的重视,并作出公正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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